南方周末：《三本书改写美国食品安全史》

作者：钱霄峰

卫生是食品安全最直观最基本的衡量标准。今天的中国人每天向食品投去怀疑眼光的时候，可曾想到美国在进入大工业化食品生产之初，也曾经历过一段非常不光彩的历史？

在美国食品安全一百年来走过的路中，三本书扮演了重要角色。它们的出版引起巨大的社会舆论，推动了美国政府与公众的良性互动，促成美国食品安全状况不断迈上新台阶。

《屠场》、食品卫生和ＦＤＡ

《屠场》

“工厂把发霉的火腿切碎填入香肠；工人们在肉腚上走来走去并随地吐痰；毒死的老鼠被掺进绞肉机；洗过手的水被配制成调料……”

这样令人作呕的场景，是美国作家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１００年前的小说《屠场》的片段，描绘的是芝加哥某肉类食品加工厂。

传说当时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在白宫边吃早点边读这本小说。读到这里时，罗斯福大叫一声，跳起来，把口中尚未嚼完的食物吐出来，又把盘中剩下的一截香肠用力抛出窗外。

揭开食品安全问题冰山一角的正是辛克莱。他到芝加哥的肉联厂里和工人们一起生活了七周，亲眼目睹和听说了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和细节。这本小说以立陶宛来美移民日格斯一家在肉联厂打工的悲惨生活为主线，揭露了肉联厂工人们的非人道的劳动状况。

令辛克莱没有想到的是，小说出版后，对现实的影响远远大于其艺术贡献。他后来曾就此调侃，“我想打动公众的心，不料却击中了他们的胃”。

１９０６年２月，这本扒粪文学的先驱之作甫一问世，美国国内肉类食品的销售量急剧下降，欧洲削减一半从美国进口的肉制品，美国整个畜牧业陷入一片恐慌。而书中暴露的美国肉品加工行业的种种内幕，在新生的城市中产阶级中，引发了对食品安全和卫生的强烈反应。

罗斯福看过此书后，专门约见了作者辛克莱，并责令美国农业部调查肉联厂的情况。调查的结论是“食品加工的状况令人作呕”。

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当年６月美国国会即通过了两部联邦法律：食品和药品法案以及肉类检查法案，并建立了以化学家威利博士（Dr. Wiley）为首，共１１名专家学者组成的班子，形成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ederal Drug and Food Administration，FDA）的雏形。

辛克莱肯定无法料到，他早年写就的为劳工权利呐喊的小说，居然直接促成了日后在美国食品安全方面扮演守护神角色的ＦＤＡ的成立。

《寂静的春天》、环境安全和ＥＰＡ

《寂静的春天》

任何食品都是在一定的环境中天然生长和被生产的，环境安全与食品安全密切相关，但是美国人也不是从一开始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告诉人们这一真理的正是英年早逝的女科学家卡森。

卡森在大学里学习生物专业，后进入研究生院继续学习海洋生物学，成为当时凤毛麟角的女生物学家，并供职于美国渔业和野生动物服务局。早在１９４５年，卡森就接触到了大量有关合成化学农药ＤＤＴ副作用的记录。她比常人更早地了解到：到１９５８年，全美已有超过１００万英亩的土地被喷洒了强杀虫剂Ｄｉｅｌｄｒｉｎ和Ｈｅｐｔａｃｂｌｏｒ（两种有机氯农药）。

１９５８年１月，卡森接到一封女友的来信。朋友在信中描述了一个小镇的春天如何异乎寻常的安静，听不到了鸟鸣，感觉不到任何自然的气息。她坚定了写这本书的决心，经过４年的大量准备，书稿终于在１９６２年完成。

和《屠场》的命运类似，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这本书。在朋友的帮助下，最初从１９６２年２月份开始在《纽约客》（Newyorker）杂志上连载，直到同年１０月才正式以书的形式出版。

书中以扎实的数据和资料，严肃地指出人类不加选择的滥用农药、杀虫剂和除草剂等化学合成制剂，将会危害鸟类和其他野生生物，并通过污染食品、空气和水，直接威胁人类的健康和生存。

她还提出了人类如何认识和处理与自然的关系的大话题。意识到科学家的社会责任以及技术进步的局限性，她试图从生态学的角度提供解决方案，而不是一味地陈述问题。

即便如此，这本日后被誉为“现代环境保护主义的基石”的书一出版就引起了极大的争议。五六十年代的美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今天大众普遍接受的环境保护的理念在当时还属于“惊人之语”。加之她主张减少化学合成制剂的使用，直接触及了化工巨头的利益。他们不惜花费数十万美元雇用科学家发表文章，猛烈批评、挖苦和嘲笑卡森的见解，诋毁她的权威性和可信度。一些文章甚至还大肆渲染她一直独身的事实，对作者进行人身攻击。

激烈争议中，该书得到了当时的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的重视。卡森于１９６３年出席了国会的听证会。肯尼迪在国会上讨论了这本书，并授意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ＰＳＡＣ）对杀虫剂问题展开专门调查。

结果，卡森关于杀虫剂潜在危险的警告被确认，一些企业和官僚被起诉。美国国会开始重视起来，成立了第一个农业环境组织。

这本书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相关立法得以通过，从而禁止美国国内再生产和使用农药ＤＤＴ（但是仍然可以在海外销售）。ＤＤＴ在土壤和食物中的残留性很强，即使是在美国禁用多年后，仍不时有报道说在某些动物体内甚至人体器官中检测到它的存在。

１９７０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国家环境政策法案（the 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cy Act），成立了美国环境保护署(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简称EPA)使环境保护不仅有法可依，也有了执行这一使命的实体。

实际上，这本书直接推动了美国民间的环保运动，扩大了公众知情权概念的普及。她去世６年后，环保人士发起了地球日（Earth day）。每年的４月２２日，全世界的环保组织会筹划各种形式的活动增强人们的环境意识。

《快餐王国》、食品健康和构想中的食品安全局

《快餐王国》

经过一百多年的时间，美国食品安全的问题表面上得到较好解决。但一个不能忽略的事实是，美国三分之一的成人超重和三分之一的儿童肥胖。

在今天的美国，食品问题一步步演化为突出的公共健康问题。转基因食品、荷尔蒙和其他各种添加剂开始出现。诱人、漂亮的外形下面，食品安全，仍然是一个问号。

出版于２００１年的《快餐王国》一书充分继承了扒粪新闻写作的传统。作者艾瑞克·世洛舍的核心观点是，《屠场》一书发表近一个世纪过去，但大工业化食品生产改变甚小，甚至随着垄断程度的加深，工业化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全书详细讲述了麦当劳成功的神话。以麦当劳为代表的美国快餐文化最初伴随美国西部开发、高速公路网的延展和大工业农业的发展而在市场上占据了一席之地。１９７９年，麦当劳公司的主席弗里德·特纳灵感凸显，发明了无骨的麦乐鸡（McNuggets），一改过去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鸡而且过程繁琐的缺点，使吃鸡成为一件方便快捷的事情。

麦当劳在该产品推出市场后迅速成为美国第二大鸡肉购买者，仅次于专门销售鸡肉产品的肯德基公司。很快，１９８７年美国禽肉消费量第一次超过牛肉和猪肉成为第一大肉类，近几年禽肉占到肉类总消费量的４４．２％，居各种肉类的首位。

如果说辛克莱的书促使人们关注禽肉动物如何被屠宰和加工的环节，到了《快餐王国》的当代，食品的大工业化生产冲向了新的高度。快餐文化成为美国文化的代表，美国人平均将９０％以上的食品开支花在购买加工过的食品上。

在美国，看似简单的“吃什么”问题背后，隐藏着巨额的利益博弈。快餐食品的低价完全不反映真实成本，它将对健康、环境和廉价劳工的成本都外在化，转由整个社会来承担。由此带来的肥胖和各种心血管疾病给公共健康带来了很大危害，使美国公共医疗和保险体系不堪重负。

但食品生产巨头们为维护利益，不惜花费巨资砸在各种广告和公关活动上，甚至日益将目光投向消费力渐涨的未成年人身上，诱发其冲动型购买。美国政府对玉米、大豆等少数经济作物的高额补贴，使得少数食品加工公司控制美国的整个农业。美国对转基因食品的标注和限制，也因为这些大公司的阻挠，从未像欧洲和日本那样进入立法程序，更遑论在现实中贯彻了。

考虑到转基因食品等新领域落入农业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环境保护署的“三不管地带”，艾瑞克在书中建议：美国国会应该成立一个新机构，赋予它足够的权威，全权负责和统领食品安全的各个方面，捍卫公众健康。

《快餐王国》的出版，引发了美国公众对食品安全和快餐文化的深刻反思。近年来日益普及的有机食品风潮，正在引导着美国公众向更健康的饮食结构转化，推动美国的食品安全迈上更高台阶。

综观美国食品安全走过的世纪之路，这几本书宛若珍珠，在每一个关节点上绽放理性和社会关怀的光辉。而更值得嘉许的是美国公众舆论与政府及立法机构的良性互动。虽然新问题不断出现，但美国人至少不再像我们那样，整天为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而发愁了。

且快活，离驾照一步之遥

    许多年以后，面对自己驾照上盖满各种审核印章的记录页，韦德准会想起，他和老婆去小堪萨斯驾校参加模拟训练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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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形转弯，侧方停车，曲线驾驶，单边桥，折线路，8字路，限速通过限宽门，直角转弯，百米增减档，上坡停车起步。

    总共练过4天就参加考试，刚开始单练的时候表现还行，我自以为找到感觉了，第一次到考场模拟的表现简直技惊四座：不算撞击限宽门柱和上坡死火，我统共冲出道路三次，其中一次把教练车的底盘给刮了，一次卡在马路牙子上进退不得，还有一次尚好，只是普通的出道。那种感觉就像刘翔信心满满的起跑，结果一路撞翻了5个栏，110米栏的成绩相当接近Bolt的世界纪录，200米的。观众震惊了，本人被自己雷翻了。

    我都怀疑我那天是不是被上了身，明明知道每一个操作的节奏和技巧，方向盘动起来的时候却一片恍惚，就像在读《百年孤独》。

    教车师傅怒不可遏，坐在副驾的位置口水喷到了司机位窗外的后视镜。我听不到他在说什么，只摸着下巴上的胡茬回味着刚才的奇遇，脸上恐怕是有似笑非笑的感觉。我在想是不是我也有个印度师兄的符咒发动了。

    小妞对此事津津乐道，一路对我做心理按摩和技术指导，看来即便将来我在司机这个岗位上的表现超过韩寒，也得顶着一个驽钝的头衔。

    得知考官被收买后，考试的心态是那么放松，我成功的完成了开头的几个考试项目。

    后来……考官认为应该对得起自己的所得，没有给我证明我能通过的机会。

    离开考场的时候天空渐亮，放松得过头的心情下周遭的一切看来全不靠谱。

中兴通讯就巴基斯坦员工失踪发布声明

2008-08-31 22:19:29　来源: 网易科技　网友评论 0 条 进入论坛

网易科技讯 8月31日消息，针对两名工程师在巴基斯坦失踪一事，中兴通讯发布声明，称目前搜救工作还在继续，将尽快向外界传递最新消息。

以下为声明全文：

8月29日在巴基斯坦西北边境省失去联系的两名中国工程师为中兴通讯的项目分包商公司员工，在8月29日乘车前往西北边境省的下迪尔地区进行业务检查时失去联系。同时失踪的还包括随行的一名巴基斯坦司机和一名巴基斯坦保安。我公司在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协同分包商合作伙伴以及社会各方在巴基斯坦政府的支持下积极寻找失踪人员下落。目前搜救工作还在继续，一有进展将尽快将消息传递。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相关文章：

中兴通讯两名中国工程师在巴基斯坦失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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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上看到公司的两个工程师在巴基斯坦失踪了，我心里颇为不安。他们去的西北边境省份Lower Dir，那里的规划是我做的。一想起他们是为了勘查我规划的站点而遭遇了不测，我就很担心。

巴基斯坦西北部地区一带都是穷山恶水，民风彪悍。我们和客户提交规划方案的时候，客户对指着电子地图说，你们不要在这里做规划，这里部落区的人不会让我们建基站的。我们说，Why not conmmunicate with them? 客户苦笑着说，They don’t talk, they talk with gun! 我们说，You can pay them some money. 客户说，They’ll take the money and shoot you!!!我操。客户还介绍说，他们在当地的基站天线经常损坏，原因是当地人教小孩子打枪，端着AK就指着基站的天线说，“喏，打那儿！”。我操！

年初我在巴基斯坦的时候，我们的同事下去勘查就得穿上长袍戴着头巾和墨镜化妆成本地人，后来还发回来举着AK47做恐怖分子耀武扬威状的穷欢乐纪念照。后来就有两个兄弟去Chitral省遭遇一伙不明身份的武装分子，差点被绑架，躲在旅馆里人家把恐吓信也送来了，幸好在当地人的保护下得以安全撤离。

这一次终于出事了！所以，请不要羡慕那些在海外项目上能公费出国还挣美元补贴的，不容易啊！

无论如何，但愿那两位兄弟能平安归来。


华为中兴员工海外安全之痛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9月05日 14:10  国际先驱导报
 
 中资机构和企业在海外遭遇安全问题并非始于今日，但却依然层出不穷。这其中固然有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数量增多和地区冲突不断战乱频仍的因素，但作为企业和各机构本身，如何为海外员工构建起安全伞，也是当下必须要面对的挑战
　　巴举国搜寻中国工程师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李忠发发自伊斯兰堡 苦苦寻觅了四天之后，等来的依然不是一个好消息。
　　9月2日，巴基斯坦媒体援引塔利班发言人的话称，他们绑架了在巴基斯坦西北地区失踪的两名中国工程师及当地随从人员。“我们的人绑架了两名中国工程师，他们现在被我们关押。”
　　同一天下午，对于“中国工程师被绑架”的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政府对此高度重视，有关部门正在设法进一步核实情况。“我们已经要求巴基斯坦方面全力搜救中方失踪人员，保证他们的安全。”
　　地毯式搜查失踪者
　　事发突然。8月31日，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发表声明，确认有两名中国工程师8月29日在巴基斯坦的西北边境省失踪。声明说，两名中国工程师为中兴通讯的项目分包商公司员工，在29日乘车前往西北边境省的下迪尔地区进行业务检查时失去联系。同时失踪的还包括随行的一名巴基斯坦司机和一名巴基斯坦保安。
　　迪尔地区高级警官费达·哈桑·萨阿对路透社透露了更详尽的信息。哈桑表示，两名中国工程师是在维修当地一座通信基站后，返回住所途中失踪的。而最后一次有人看到他们是在基站附近，“时间是上周五(29日)晚上”。
　　了解到相关情况后，中国驻巴使馆火速与巴相关部门进行联系，要求巴方协助寻找失踪人员下落。巴基斯坦政府对中国工程师失踪也高度关注，全力帮助搜寻中国工程师的下落。巴警方还投入大量警力，分三路在出事地点进行搜寻。巴基斯坦总理内政顾问拉赫曼·马利克9月1日表示，目前各方正通力合作，寻找线索。
　　同时，迪尔地区部落长老也表示，将全力支持政府的搜救工作，挨家挨户地毯式搜索失踪者下落。
　　塔利班宣称策划绑架
　　9月2日，穆斯林“斋月”的第一天，巴境内的塔利班武装声称“绑架”活动系他们所为。巴国际新闻网援引一名塔利班发言人称，在巴西北边境省斯瓦特河谷地区的塔利班绑架了这两名中国工程师以及巴基斯坦司机和保安。目前这两个中国人很安全。但塔利班发言人穆斯利姆·汗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如果巴政府继续对斯瓦特河谷地区进行军事打击行动，这两名中国人的生命将会受到威胁。
　　这名发言人还表示，塔利班武装内的“舒拉委员会”将决定释放被绑架中国人的条件和要求。“我们的人正在照顾这两个中国人，并为他们提供适当的食物。”
　　在获知上述消息后，巴基斯坦总理吉拉尼立即强烈谴责了这种行为。吉拉尼在参议院发表演讲时说，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历经时间考验的朋友。“你们(武装分子)口口声声说美国是你们的敌人，但为什么还要绑架中国朋友呢？”
　　中资公司暂停出事地点新项目
　　两名中国工程师失踪地点下迪尔地区距离伊斯兰堡约200公里，大部分为山区，西与阿富汗接壤，西南为巴焦尔部落地区，东部为斯瓦特河谷地区。
　　今年7月29日，由于斯瓦特河谷地区的塔利班武装无端挑衅，绑架了25名警察和士兵，致使巴军队开始了军事打击行动，并一直持续至今，给塔利班造成很大打击。另外，巴安全部队在巴焦尔部落地区的军事行动也在进行中，军方称已经打死650多名武装分子。自从8月份以来，该地区已经发生多起自杀式爆炸袭击事件。据巴媒体分析认为，塔利班武装有可能通过绑架外国人企图达到要求巴政府停止军事打击的目的。
　　两名中国工程师失踪后，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经商处紧急召开中资公司安全会议。经商处周振成参赞重申，暂停推荐在西北边境省的所有新项目，要求各单位引以为鉴，提高警惕，务必增强安全防范意识，切实加强安保措施，并立即对营地和驻地安全防范漏洞进行全面排查。遇有情况，应第一时间向使馆经商处报告。
　　而对于当事公司来说，中兴通讯公司在事发后也承受了很大压力。据《法制晚报》报道，9月1日，中兴通讯的相关高管已经启程赶赴巴基斯坦处理相关事宜。而网上则有在巴基斯坦的中国网友留言称，失踪的两个工程师是“西安三信的土建经理”，但目前并未得到证实。
　　9月2日，《国际先驱导报》驻北京记者试图联络该公司有关负责人，却被告知负责对外接待的部门电话不能透露，只能通过传真联络。截至发稿前，本报没有收到来自中兴公司的任何回复。
　　中国人在巴安全敲响警钟
　　两名中国工程师的失踪，再次为在巴基斯坦的中国人的人身安全敲响了警钟。这个一向为国人公认的“对中国人最友好的国家”，由于连年国内局势的动荡，中国企业工作人员正成为好战分子用来要挟政府的目标之一。
　　2004年5月3日，载有12名中国工程师的汽车途经巴基斯坦瓜达尔西海湾时，预先安置在路边车辆上的炸弹突然发生爆炸，造成3名中国工程师不幸遇难，9人受伤。自此，中国人在巴基斯坦的安全成为关注焦点。
　　时隔5个月，巴基斯坦再次成为中国工程人员的伤心之地。同年10月9日，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巴基斯坦经理部的工程师王恩德和王鹏，在上班途中被5名不明身份的武装分子劫持。在与绑匪历时5天的谈判未果后，巴方14日采取解救行动，王恩德获救，但王鹏不幸因伤死亡。
　　2006年2月15日，6名来自安徽合肥一水泥厂的中国工程人员乘一辆客货两用车外出，当车行至距俾路支省首府奎达东南约700公里的胡布镇时，一名持枪歹徒将车拦住，并从车子正前方向车内开枪后逃跑。车内6名中国人中的3人和巴基斯坦司机被打死。而仅在2007年的六七月间，就发生了三起针对中国人的袭击事件，其中至少造成3名中国人遇难，1人重伤。
　　如何提高员工在海外工作的安全保障能力，正越发突出地摆在中国企业面前。有分析认为，目前，中国在巴基斯坦的项目比较多，还有不少个体经营者，而且，其中很多中资公司的项目位于安全状况恶劣的西北和西南地区，很容易成为武装分子或者罪犯的袭击目标。
冒险“淘金”背后的辛酸泪
　　国际先驱导报见习记者邓媛发自北京 两名中兴通讯公司工程师在巴基斯坦失踪一事，正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在祈祷失踪同胞早日平安归来的同时，中国企业海外员工的生存状态也重新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
　　截至今年6月底，中国对外劳务合作累计派出各类劳务人员438.3万人。他们作为中国企业海外市场的开拓者，足迹遍及亚太、非洲、拉美、东欧各国。因为这其中不乏热点冲突地区，所以他们面临的安全问题如同高悬的利剑，威胁着他们的工作和生活。
　　正是在这批海外员工的努力下，中国企业的国际市场份额得以越做越大。但与此同时，这群长期在外的离家游子也遍尝海外生活的艰辛。
　　为高薪甘愿冒险
　　“我上个月差点去巴基斯坦了，和失踪人的情况一模一样。不过后来由于担心承包商的信誉才没有去。”在有关中兴事件的新闻留言版上，不少同样身在海外或将去海外工作的网友都在惺惺相惜。“到那边工作纯属玩命！”一位有朋友在非洲工作的网友感慨道。“是啊，要钱不要命了。”另一名身处坦桑尼亚的网友如是回应。
　　明知“玩命”还要出去，除了公司工作安排的需要外，所在公司开出的“高薪”也是大多数中国员工甘愿去海外冒险的初衷。
　　今年8月回国休假的郑宇(化名)庆幸自己早走了一步。由于一年合同到期，被亚信科技派驻巴基斯坦包干项目的他于8月初回到了中国。两个星期后的8月18日，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宣布辞去总统职务。此后，巴国内接连发生多起自杀式爆炸事件，政局一度陷入混乱。
　　郑宇向《国际先驱导报》坦言，自己之所以去年11月与公司签下“赴巴基斯坦”的合约，至关重要的考虑就是“高薪”。“在那边工作的话，等于是拿双份工资。”郑宇说，他除了每个月5000元人民币的基本工资外，还能够得到额外补助，大约是工资的一倍。因此，减去在巴基斯坦的低开销后，他每月都能存一万多元。
　　现在，郑宇正是靠着在巴基斯坦的10万元积蓄，帮助父母买了新房。他说：“与华为、中兴的同行们相比，我们公司的补助并不算高。”
　　据了解，华为的海外员工每天有40美元～70美元不等的补助，具体数额与工作环境的恶劣程度相关。再加上每月至少6000元的国内工资，以及至少5万元的年终奖，这些员工每年最低的人均收入也有25万元。而在国内，即使有3年的工作经验，年薪10万元以上也并非易事。
　　“还不是为了多挣点钱，买房过好日子。”余敏目睹了她的一位好友常年在海外奔波、与女友两地分居的情形。“真是很难。”她说，“每次好友出门，女友都特别担心，生怕发生什么意外，但去海外做项目一次能挣十几万元，几个月把一年的钱都挣了。”
　　如今，不少在海外的员工对中兴公司工程师的失踪深表同情，另一方面面对自身的安全处境则心存侥幸。“还好，我在印度，相对安全些。”“还好，我在沙特，相对安全些。”类似的言论在网上比比皆是。而郑宇则告诉《国际先驱导报》，他在巴基斯坦的同事这几日都尽量避免出行，他们还在互相提醒，“千万不要前往巴阿边境”。
　　灾难常常防不胜防
　　不过，摆在这个将近500万人的庞大群体面前的，往往是不期而至的意外事件甚至灾难。
　　“在巴基斯坦，中国移动要求中兴8个月交付2500个基站。印度BSNL要中兴3个月内交付3900个CDMA基站。其实在这些艰苦的地方交付基站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9月1日，中兴通讯公司的一位管理者向媒体无奈地表示。他说，有些地方勘测的距离远达450公里，很多意外“难以避免”。
　　其实，早在2006年12月，华为内部刊物《华为人》上的一篇文章就曾披露过中国海外员工的危险生活，当时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这篇文章称，“恐怖袭击”“持枪抢劫”“疾病”“飞机失事”是海外员工生命安全的四大威胁——
　　“我们有员工在国外遭歹徒袭击，头上缝了三十多针；有员工在宿舍睡觉，半夜歹徒破门而入拿枪顶着我们的员工进行抢劫；在一些国家，我们有70%的中国籍员工得过疟疾；我们还有三名年轻的非洲籍优秀员工在出差途中飞机失事不幸罹难，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据不完全统计显示，仅在2004年一年，就有46名中国员工海外遇难。就在今年早些时候，中国福建建工集团的3名中国工程师在肯尼亚中部地区突遭武装抢劫，其中一人遇难身亡。
　　而身处政局动荡地区的海外员工遇到突发事件的几率更大。“我们从不单独出行。”郑宇说，“巴基斯坦没有公交系统，即便有，我们也不敢坐。”每次去超市，郑宇和同事们都要提前约好时间，五六个人一起前往。他感慨道，每当居住地附近发生爆炸时，他和同事都特别紧张，“不知什么时候就轮到自己了”。
　　下班后只能看着天空发呆
　　虽然拿的是“高薪”，但是海外员工过的却是提心吊胆的生活。此外，日常工作之余，他们的生活非常枯燥。“就是三点一线：吃饭、工作、睡觉。”郑宇说。
　　在亚信巴基斯坦的分公司里，所有员工均为单身男性。他们有的抱起电话，与家人一聊就是半个小时；有的经常对着电脑发呆，不知道还能做什么；还有的干脆翻出未来的工作安排，继续忙碌。
　　“思乡是通病。”郑宇告诉《国际先驱导报》，在巴基斯坦晚上不能单独外出，“能有什么娱乐？除了想家还是想家。”对此，在阿联酋迪拜工作的朱鹏深有同感。虽然阿联酋被誉为“遍地黄金”，但他丝毫都不觉得这里的生活轻松快乐。
　　“我还是想回家，再等等吧，等再挣些钱。”朱鹏说，他现在最大的欣慰是未婚妻在身边，但他依旧时刻都盼望着回国结婚。
　　在伊拉克常驻的国内某公司一员工则表示，自己不但要担心自身安危，而且根本不敢告诉家人自己在伊拉克。“要是告诉父母，可想而知他们会担心成什么样。”而平时为了保证公司的信息安全，平时每天下班后，他和同事“只能看着外面的天空发呆”。
　　一位网名为“小鱼儿”的海外员工在网络日志中写出了众多同事的心声：“每天的劳累，心里只想着一件事，等待早一天回到家人的身边，去重拾自己的那片心情。什么时候才能跟自己的朋友去到处逛逛，不用担心身边的爆炸？什么时候才能吃点自己最想吃的东西，告诉自己吃其实是一种享受，而不是只为活着？什么时候……唉，又已经12点了。”
　　海外员工保护：中企绕不过的坎
　　国际先驱导报见习记者邓媛、胡雪发自北京 中兴通讯公司两名中国工程师失踪事件，是穆沙拉夫总统辞职后，中国公民在巴基斯坦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的第一起案件。
　　在海外安全事务专家李伟眼中，这却是“走出去”的中国企业面临保护海外员工困境的一个缩影。“对海外市场愈做愈大的中国企业而言，今后的海外员工安保之路将更加艰难。”李伟对《国际先驱导报》表示。
　　“大公司”遭遇海外保护难题
　　近年来，随着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以及不可逆转的全球化发展，中国企业的海外市场正在不断拓展。商务部的资料显示，2007年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332亿美元，同比增长34.6%；而今年上半年以来，这个数字就已经超过了200亿美元，同比增长28.6%。
　　海外营业额大幅上涨的同时，中国员工在世界各地区遭遇的安全案件也在不同程度地增加着。2007年3月，两名尼日利亚工作的浙江公司人员被当地武装分子绑架，这是该年度中国公民第三次在当地遭遇绑架。同年4月，中石化下属中原油田在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州项目组遭到恐怖分子袭击。而在2007年12月，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发生两起汽车炸弹袭击事件，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有7名员工受伤。
　　据李伟介绍，越是在非洲、拉美和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居多的地区，中国海外员工发生意外的几率就越大。其中，自然灾害、恐怖袭击、当地疾病，以及小撮的犯罪团伙都会令中国员工的生命安全遭遇威胁。
　　一名外交部领事司的官员曾坦言，中国人的海外安全总体趋势越来越复杂，风险越来越大。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海外员工的安全问题也正在成为中国企业面临的严峻考验。值得一提的是，这其中不乏大名鼎鼎的大公司，如中石油、中石化、华为、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等的名字，都曾在近年来中国人海外安全案件中现身。
　　“明知有危险，却不能不去”
　　在今年上半年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的排行榜上，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以近50亿美元的成绩位列榜首，而它却已经历超过十年的“探险之旅”。2005年10月23日，一架尼日利亚波音737客机在从拉各斯前往该国首都拉布贾的途中失事，3名华为员工不幸遇难。2007年5月5日，肯尼亚航空公司一架载有百余人的客机从喀麦隆的杜阿拉机场起飞后坠毁，机上遇难的中国乘客，就有一名是华为公司驻喀麦隆市场产品经理……
　　据华为海外市场部的一位员工介绍，现在每天从香港起飞的国际航班上，几乎都有华为员工，而“飞机失事总是不可控的”。
　　中兴通讯的一名中层人员近日也向外界抱怨，从开拓海外市场开始，中兴通讯就开始招聘当地员工。“但有些市场在开拓初期，因为项目太小，还是要选择由国内派出。”
　　有媒体在去年“中资机构和企业频繁受袭”的报道中分析认为，“除了不可抗拒的因素外，中国公民海外遭遇的安全事件也有着现阶段无法回避的时代背景，这就是中国对海外能源和中国产品输出目标市场的渴望。”中国外交部领事司司长魏苇也曾指出，因为海外中资企业的发展确实需要国内外两种资源，所以不得不在一些危险地区投资开发。“明知有危险，但对能源的巨大需求决定了我们不能不去。非洲如此，世界其他地方都是如此。”
　　李伟告诉《国际先驱导报》，“海外员工的安全问题”是中国企业必然面临的挑战。他表示，企业在发展中国家密集开发市场，虽然为企业赢得了发展契机，但不同地域的复杂地理环境、不稳定的政局，都令中国员工的生命安全遭受极大挑战。
　　中资企业对“安全问题”欲说还休
　　显然，如何保护海外员工的生命安全，已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后无法回避的软肋。
　　李伟认为，目前中国企业内部安保措施已经趋于完善。但在面临海外复杂的形势变化下，还需要灵活应对。“到不同地方，要根据实际情况多方筹备。”李伟说，例如与当地政府和群众相处融洽、与当地安保部门密切联系，都能提高企业保护海外员工的实际效果。
　　中兴通讯员工在巴基斯坦失踪之后，《国际先驱导报》记者立即与在海外业务分布广泛的一些大公司联系，希望可以从企业自身的角度来了解海外员工保护的现状，但多家企业有关人员一听说要采访“海外员工的安全情况”，均立刻三缄其口。
　　中钢集团新闻部朱经理告诉《国际先驱导报》，中钢集团目前的二十多家海外分公司主要集中在澳大利亚、南非和印度。他说：“海外员工的待遇和安全保障，牵扯的方面比较多，我们不方便透露。”
　　同样表示“不方便”的还包括中石油。该公司一位负责人对本报表示，“关于员工福利和安全措施，有些东西不宜说。”而中铁集团的陈先生则告诉本报，海外和宣传部分相关负责人现都在香港参加公司活动，不方便接受采访。
　　与这些大企业普遍的回避态度相比，网友们正高声呼吁企业要重视对海外员工的保护。一位广东网友就在新浪网上大声疾呼：“提高员工在海外工作的安全保障能力，迫在眉睫啊！”
　　不过，李伟也坦言，其实现在“尚无万全之策”。中国企业对海外员工的保护水平，或许还要经受实践的各种考验才能不断提高。